第362章 我们不一样 (1/3)
看着众人，王宵猎缓缓地道：“军队是干什么的？其他的地方我不讲，我也管不到，只讲我们这一支军队。在我的眼里，军队是保家卫国的，是抵御外侮的。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支军队还有什么用处？一句话，军队是对外作战的，对内保护的！”
“有人说，军队对外作战，那要是境内发生了叛乱怎么办？大的方面来讲，如果施政没有问题，百姓能够吃饱穿暖，知道只要辛勤工作，努力学习，将来会有更好的生活，为什么会叛乱呢？如果受到了人的蛊惑，比如邪教，或者境内有外族人群，发生叛乱也不会规模太大，不应该动用军队就能平定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境内不稳，首先是执政者要自省。其次，尽量不要动用军队平叛。”
这是政权对军队的定位。王宵猎想了许久，才最终确定下来。宋朝对军队的定位，应该是朝廷之鹰犬，天子之爪牙。以什长之法，阶级之辨，使之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。既维护皇权，又保证其不对皇权产生威胁。只是从立国不久，便就外不能御强敌，内不能护百姓。
把军队定位为保家卫国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只是世上的事情，不是说说就算了，而是要真地做到。王宵猎决定这样做，下了很大决心，要有许多配套政策。
说到这里，王宵猎笑了笑。道：“世间事，往往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要军队保家卫国，就还要有一支维持境内治安的力量。不只是如此，若是太平时候，仅御外敌的军队，花许多钱，官府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呢？一句话，有许多事情要做。《司马法》言：‘古者，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。军容入国则民德粗，国容入军则民德弱。’把军队用于国内，就是把百姓视为敌人，是不行的。”
这个问题，初想很简单，细想又包括太多。王宵猎不想过多纠缠。
“本朝的官职，向来分文武。如果细分，禁军中的武将又不是普通的武职，一般称军职。你们从军校学成出去，做的是军职。有什么不同？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，是一份工作。公事之外，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生活。回到家里，关上大门，做什么想什么都可以。军职不一样。这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。人在军中，就没有什么工作内工作外，一切服从军令。这样的工作，当然与普通的官职不同。与此相适应，同样的品级，军职的俸钱应该更高一些，待遇更好一些。离开军队的时候，也应该会得到一定的补偿。在军中，家中的事务，应该得到官府的帮助。这些我们正在开始做，只是还不完备。你们放心，数年之内，该有的都会有。你们尽心为国效力，我不负你们！”
听到这里，王中孚看了看身边的舒继明，不由面露喜色。
宋朝从制度上并不苛待武将。同样的品级，武将的俸禄会高一些。立了军功，迁转时跟进士出身一样是双转。以狄青为例，仅用六年时间，就从最低级的武将，做到了管军大将。在宋朝，管军大将是武将升迁的顶点，待遇类比执政。又用了八年时间，升到了枢密副使。接着平侬智高，升任枢密使。在枢密使的任上，狄青做了四年。嘉祐六年，宋仁宗病重，不能视事，狄青遭到攻击，加同中书门平章事，以使相出知陈州。在陈州任上，狄青很快病卒。
对于狄青的遭遇，宋朝人很少有什么话说。他武将出身，在皇帝病重不能理政的时候，应该自动辞去枢密使职位，以免人心生疑。不辞职，就遭到了文臣的群起攻击。这跟宋朝重文轻武没有关系，是正常的政治行为。到了明末、清朝的时候，一些文人发明新论，说狄青无端被文臣攻击，从而使武将寒心。
宰相之职，天下政事无所不管。宋朝的人经常用范仲淹赞寇准的一句话说宰相，左右天子方为大忠。这个职位到了宋朝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让武将担任。狄青任枢密使，实际上已经是武将的最顶端。狄青不是第一个武将任枢密使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以狄青为例，在他的仕宦生涯中，与文臣的矛盾有。但如果说因为他是武将出身，就被文臣所轻视，所压制，是不符合事实的。最后他被攻击去职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四年枢密使，时间足够长了。任职时间比狄青更久的，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，都很少见。最后被攻击，主要的原因是仁宗病重，狄青恋位不去。这个时候为了政局稳定，大臣必然逼走狄青。
宋朝是不是重文轻武？是的，几任皇帝对此都有明确的态度。宋朝的军队不能打仗，是不是因为朝廷重文轻武？不是。武将当不了宰相就寒心了？现代社会，正常的国家，有几个会让将军做国家无首？
宋朝的军队不能打仗，根本上说，是从晚唐五代开始朝廷对军队的态度有了变化。由此而带来的组织、制度、训练等等，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下降。为什么晚唐五代某些藩镇的军队很有战斗力？甚至远强于宋军的战斗力？只能说，时间短，一时的战斗力很难保持。如历史上不足十万女真人军队，击败了李自成，横扫了整个中国，战斗力何其强大。几十年后，战斗力就大幅下降。到了晚清，面对列强，更加是不堪一击。如日本***，二战开始的时候，迅速横扫东南亚。仅仅几年之后，就不值一提。
从宋朝之后，中原王朝对军队的定位出现了问题，军事制度没有适应社会发展，跟崇文抑武或者重文轻武可能有一点关系，但绝不是重要的原因。
每到国家危难的时候，总有一些文人，以拯救国家、拯救民族为己任，站出来大声疾呼。他们的精神是伟大的，对国家和民族的作用也是巨大的，这不能否认。在条件有限的时候，他们尽自己的所能分析国家和民族失败的原因，提出改革的意见。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，精神是值得鼓励的，后人应该给予他们尊重。但是，他们得出的结论，大部分时候是不正确的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这些不正确，留待后人仔细研究，进行改正。因为在他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确实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这些工作。